纵观中国历史，包括西安碑林藏石在内的数量巨大的古代碑刻，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。这些以石头为载体的诸家典籍、历史文献和书法作品，不仅是先哲思想的结晶和书法家们的艺术创作，同时也凝聚着历代刻碑工人的劳动和汗水，是他们在铁与石的撞击中，将这一切固化在石头上，赋予它们以久远的生命。

　　在中国古代，碑刻的过程一般分为写、摹、刻三道工序，不过在最初只有写和刻两道工序，即由书写者将碑文用笔蘸朱砂直接写在磨平并涂黑的碑面上，谓之“书丹”，写好后再均匀的涂上一层蜡，以保护朱书字迹，然后由刻工镌刻。发展到后来，大概到了隋唐之际，书写者只需将碑文写在纸上，由刻工将写好碑文的纸涂上油脂，使其透明，从背面用朱笔双钩填色，谓之“摹”或“摹勒”，再将勾勒好的纸覆于涂黑的碑石上，加厚纸槌拍，使朱书字迹印于碑面上，然后用刀刻。这勾摹的工序，一般情况下也由刻工完成。镌刻好的碑石，能否再现书写者的原迹，尤其是镌刻书法作品，能否反映出书法家原作的神韵，全在刻工刀法的优劣。

　　在古代等级社会中，刻工的地位是很低的。唐代以前，有刻工题名的碑刻很少，碑文撰、书者署名的情况也不多见，这是因为当时对碑版书法并不重视，尤其是魏晋时期，士人们推崇的是能表现名士风流的尺牍书法。进入唐代后，刻工署名的情况逐渐增多，这恰好与唐代书法艺术的鼎盛，以及碑版书法开始受重视、名家书碑之风兴起有关。当时不论是碑刻还是墓志，均以碑文、志文由名士撰稿、名书法家书写为时尚。这种对碑刻书法艺术价值的追求，使得那些能以其刀锋表达书法家原有笔意神韵的刻工显得格外重要，其地位也日益提高，于是他们的名字便开始频频出现在所刻碑文的末尾。宋代以后，刻工署名的情况更加普遍，越来越多的刻碑工匠们把他们的名字留在了碑石上，顽强的显示着他们这一劳动者群体的存在，像是在告诉后人，他们同样是这笔文化财富不容忽视的创造者。

　　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现有藏石中，最早出现刻工题名的是北魏太和十二年（488年）所刻《宕昌公晖福寺残碑》，这也是碑林中唐代以前唯一一件有刻工题名的碑刻。与一般规律相符，碑林中的唐代碑石、墓志，有刻工题名者数量大增，宋代以后则更为普遍。刻工的题名，通常署于碑、志的左下角，一般由籍贯、姓名及刻、镌之类动词构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题名中还有将刻、勒分开署的，如唐《怀仁集王圣教序》，署诸葛神力勒石，朱静藏镌字。再如唐《梁守谦功德碑》，署名强琼摹勒并刻字。明清碑刻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。这显然是指摹、刻两道工序，或由两人分别完成，或由一人单独完成而加以强调。不过，许多刻工只署勒、勒石、勒字、摹勒，这不能理解为他们只完成了勾勒上石的工序，他们同时也是镌刻者，因为勒字的本意还是雕刻。

　　当我们把历代刻工的题款整理、排列之后，很容易就会发现两个最明显的特点，即刻工的家族化和地域化。古代各类工匠大多世代沿袭、形成一个个掌握特殊技艺的家族，石刻工匠当然也不例外。据史料记载，自唐代起，就有许多精擅镌刻的刻工家族活跃在长安、富平一带。尤其是明代和清代初期，长安籍刻工占主导地位，而从乾嘉时期开始，富平籍刻工后来居上，已占明显优势。直到今日，富平一带仍活跃着一大批技艺精湛的石刻工匠。